谁动了中国金融奶酪？
www.hqcj.com.cn 2007-2-12 12:04:54 香港商报
新闻事件
世界级的保险教父格林伯格离开AIG后即转投中国投资业，日前传出将联手中信证券展开新股上市业务。与早前高盛、IFC等国际顶级金融机构出走的投资高手一样，加入了中国进行时。
事件主角
格林伯格Maurice Hank R. Green-berg，联手中信做IPO业务，前AIG（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法兰克纽曼Frank N. Newman，深发展董事长，前美国信孚银行之主席，前美国副财长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三山投资合伙人，前高盛全球首席运营官郑凯文Kevin Czinger，三山投资合伙人，前全球媒体巨头贝塔斯曼集团北美地区COO、美国城堡基金直接投资部的负责人马若锦Davin A. Mackenzie，前IFC（世界银行旗下投资公司）中国首席代表
入选理由
金融向来被认为是一国经济最惹人垂涎的奶油。炙手可热的中国资本市场在吸引境外投资的同时，吸引着不少国际金融大腕儿投身于此。人才的迅速集中、市场的空前繁荣、退休前的最后一搏，带给人们对中国金融业无限的畅想。谁又能肯定，曾经在上世纪孕育出AIG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中国，不会再次崛起世界级的金融机构呢？
名家判词
早起的大鳄
尽管中国的发展仍然面临著有这样或那样的严重问题，但是在中国经济崛起越来越成为事实的情况下，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金融大国迈进的大势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了。而金融业，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可以说是‘百业之王’，是现代经济蛋糕上无人不欲染指的奶油。
本文所记录的这些人物，都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久经战阵的金融大腕。他们不仅有无法割舍的中国情结，对于全球大势和中国崛起所附带的金融大餐，更有‘春江水暖鳄先知’的超人洞察力。不过，中国情结也吧！超人洞察力也吧！他们都是为了利益而来，为了分食即将到来的中国金融大餐。对于中国内地读者和民众来说，在面对这些早起的金融大鳄的时候，都不需要附带太多经济之外的情绪化思考。倒是中国金融业的决策者和操控者，在面对这些不远万里而来的早起大鳄时，应当更深刻地反问自身的改革是否到位？自身的能力和人才储备是否已经足以应对将来的竞争。龙镇洋
1
格林伯格：以快打慢吞食上市前融资
几乎瞬间繁荣起来的中国股市，给了西方投资者书写资本神话的良机。虽然西方投资者一直表示要拿出几十亿美元在中国开展股权投资，但随着上市公司股价的急升，人们发现‘上市前融资’才是最赚钱的业务。
深谙投资之道并在中国广有人脉的格林伯格看上的正是这块业务。格林伯格为中国熟知是由于掌控AIG 40年之久，他更一手复兴了AIG的中国业务。80多年前，科尼利厄斯范德斯塔尔(Cornelius Vander Starr)离开美国，到远东谋求发展，于1919年在上海成立了一家保险公司，即AIG的前身。1949年后，斯塔尔关闭了中国业务，将总部迁至纽约。1960年，斯塔尔聘请了与他同样具有中国情结的格林伯格。
1967年，在斯塔尔去世前夕，格林伯格接过了公司帅印，并将重返中国定为自己的使命。员工曾有这样的一句玩笑话：AIG是‘All Is Green-berg’的缩写。
格林伯格有一句格言：通常，如果每个人都朝一个方向走，那个方向就是错误的。正是这个信念带领他走进了中国。上世纪70年代，当战略投资家还没有把中国纳入视线范围的时候，格林伯格就来到了中国。1975年，他率领第一个美国保险业代表团访问中国。在接下来的20年，格林伯格每年都要造访中国几次，为AIG网罗大批有识之士，并获得了良好的金融及政治资本。在1989年后一段时间，许多外资对中国持观望态度，而格林伯格不但没有撤资反而做出加大对华投资的决定，包括为上海的一个大型住宅及商业开发项目融资。
格林伯格还为中国加入WTO做了大量疏通工作。中国前WTO谈判代表龙永图说，格林伯格是‘中国真正的好朋友’。AIG因此获利非浅——成为惟一获得牌照在华经营寿险的外资公司，赢得大量市场份额。由于会计丑闻而驱逐格林伯格后，AIG的中国业务前所未有的出现了被动，如今80岁的格林伯格重返中国，也成为AIG竞争中国金融业务的强大对手。
格林伯格在香港拥有一座宅邸，他把中国称做第二故乡，‘在这里我很高兴。中国人非常忠诚。’这或许是格林伯格离开AIG后为什么急于重返中国‘创业’的原因。他凭借仍掌控在手中的一些AIG前关联公司250多亿美元的家底，正在力争与中国企业组建合资公司。通过其在美国的投资公司Starr International Co.，格林伯格将投资5亿元人民币与中信证券对等投资合资公司。上市前股权投资成为他重返中国后的第一要务。
2
约翰·桑顿郑凯文：珠联璧合志在千里
与格林伯格一样，约翰桑顿也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高盛公司前总裁及首席运营官甚至认为，他有生之年将遇到的头等大事就是‘中国的崛起’。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三年前他辞职离开高盛后选择到清华大学教授‘全球领导力课程’。
那是2003年国际投资界最戏剧性的话题之一。50岁的桑顿辞去高盛公司总裁一职，并以一美元年薪受聘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开设了‘全球领导力课程’。约40名学生是他通过人均一个小时的面试挑选来的、他认为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领导者’的人，他们是政府官员、大型国企管理者、民营企业家——包括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榜者，以及立志将来从政、从商或者创建NGO的清华在校学生。
有人判断，桑顿最合适的位置是‘美国总统’，中国无疑是桑顿今后从政的重要砝码。但桑顿再一次让人意外。2004年，桑顿找到时任中银国际CEO的李山，对这位曾经的高盛部下说‘我们一起做点事情吧’。在另一位曾在高盛任职的美国金融家郑凯文的共同推动下，三山投资公司(San Shan Capital Partners)于2005年底在香港成立，专司投资中国内地业务，第一轮融资即达数亿美元，成为目前最具锐气的新兴私人股权投资机构。
桑顿的一生可谓传奇，青年时期，他用了八年时间分别在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士、法律硕士和管理学硕士学位。1980年，桑顿进入高盛工作，34岁时就成为合伙人。从最初纽约总部的并购部普通职员到后来高盛的第二把手，桑顿22年的职业生涯和高盛公司紧紧联系在一起。
桑顿和亚洲市场的渊源始自1993年，当时他受聘为李泽楷旗下的星空卫视出售一案的咨询顾问——这使他有机会了解亚洲市场，并最终成为高盛公司亚洲战略的主要制定者之一。1996年年底，桑顿在兼顾欧洲战略决策的同时，被任命为亚太区的主席，为期三年，并于1997年亲自领导中国电信上市项目。
三山投资的另一合伙人郑凯文现任耶鲁大学校长顾问、耶鲁法学院院董。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任纽约检察官时他是副手。他以起诉华尔街内幕交易‘波斯基案’一战成名，他还担任过全球媒体巨头贝塔斯曼集团北美地区COO、美国城堡基金(Fortress Capital，管理着200多亿美元资产)直接投资部的负责人。
事实上，李山最终同意离开中银国际创办三山投资与郑凯文的一段话直接相关。‘你今年多大岁数？’‘41岁。’‘你知道吗？凯撒41岁时担任了罗马执政官，但在42岁时却弃官从戎，到高卢战场上去当将军，十几年之后建立了他的罗马帝国。你讲了中银国际这么多优点，比罗马怎么样？’李山回忆这一段时坦承‘当时很惭愧。’‘他愿意放下这些东西跑到中国跟你一起创业，建立一个中国的公司，真是一个西部牛仔。’李山这样评价郑凯文。
阵容豪华的三山投资计划通过私人股权投资建立一家世界级的金融机构。
3
马若锦：千面董事左右逢源
马若锦与中国的渊源始自10年前任国际金融公司（IFC，世界银行旗下投资公司）中国首席代表。当时，他在私营企业融资、国有企业重组、西部省份投资、金融业发展等业务中担任领导角色，并规管国际金融公司在中国超过40项的投资组合，投资总额约为12亿美元。同时，马若锦通过领导中国政府多个顾问委员会在中国政府和业界建立了广泛人脉。
同样毕业于名校，马若锦持有美国Dartmouth College的文学士学位、美国沃顿商学院MBA学位以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研究文学硕士学位。1993年加入国际金融公司前，马若锦就任于美国华盛顿Mercer Management Con-sulting。他现在是私营顾问公司Peak Capital的董事总经理。Peak Capital与前身iVentures一样，是专司中国投资和顾问的公司。同时，马若锦可能是在中国拥有最多商业身份的老外之一，他同时担任百仕达控股有限公司（1168.HK）、威华达控股有限公司（0622.HK）、AsiaInfo Holdings（NASDAQ：ASIA）和第九城市（NSDAQ：NCTY）、嘉新水泥（中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亚信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并任北京Western Academy的校董会主席、Sports Beijing之管理委员会及前任董事长。
4
法兰克·纽曼：银行神医点石成金
任职美国财政部时，他要面对数万亿美元的赤字；一年多前他走马上任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等着他的同样是巨大的压力——144亿元不良贷款。
纽曼有着漂亮的履历表：196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学系；1963-1969年，任毕马威事务所咨询经理；1969-1973年任花旗集团副总裁；1973-1986年任美国富国银行副总裁、高级副总裁、执行副总裁和首席财务官；1986-1993年任美国美洲银行副主席、首席财务官；1993-1995年任美国财政部美国金融首席秘书、副财长；1995-1999年任美国信孚银行高级副主席、总裁、主席、首席执行官；2004至今任The Broad Center for Management of School Systems首席执行官、副主席(非执行)；2004年12月任深圳发展银行独立董事；2005年5月任深圳发展银行代理董事长，2005年8月至今任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
然而，对于纽曼来说，管理深发展似乎并不比管理美国财政部的钱袋子轻松。2006年初，由于业绩不理想，深发展首任洋行长韦杰夫离任，纽曼实际上接下了深发展的所有重担。他对银行经营的每一个环节都亲自过问，并进行改革，强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希望带给深发展更多的国际规范。努力很快有了回报，2006年1至9月，深发展盈利达到8.9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97%，不良贷款率由11.41%下降到8.3%。
而事情发展得并非一帆风顺。2006年7月，机构投资者临阵倒戈导致深发展的股改方案遭到否定，给了纽曼当头一棒。纽曼的零对价方案被业界和媒体广泛批评为傲慢的表现。券商人士对深发展的前途表示了担忧，因为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若再拖下去，深发展很有可能从深成指里被剔除。2007年还有可能被‘限制交易’，甚至可能退市。
不过曾经令三家银行起死回生的纽曼表示出强烈的自信：‘如果我们做好准备，相信我们不惧怕世界上任何一家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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